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亥 年 话“猪”
2019-01-21 09:06:43 来源: 中国缙云新闻网 作者:好溪渔翁

  公历2019年2月5日,是农历己亥年的春节,俗称年初一。它标志着农历戊戌年已成为历史,己亥年已经从今天开始。亥者,猪也!故在亥年即将开始之际,不妨说说猪吧!

  “猪”的缙云话叫做“豴”。说到豴,自然而然地使我想到自古相传的“无猪不成家”和“猪粮安天下”那两句民谚;说到豴,也自然而然地使我想到那个家家户户养猪的年代,以及那个年代有关猪的人和事。

  无猪不成家

  为什么说“无猪不成家”呢?我们先看看“家”这个字吧,它的上半部分“宀”,在古汉语中是一个单独的字,读作mián,意思是房屋,引申为覆盖。而在现代汉语中,“宀”已仅作为部首,形似屋顶,故称之为“宝盖”或“宝盖头”。而“家”字的下半部分“豕”,也就是“猪”,即缙云人的“豴”。“家”字就是由宝盖头——房屋和下面的“豕”字组成,没有“豕”,就写不出一个“家”字,无猪能成家吗?当然这仅仅是从“家”这个字的构成、形状而言,其实“家”字之所以选配以“豕”字,关键是在漫长的农耕文明长河中,“豕”对于远古人类的生活、生存实在是太重要了!也就是说“豕”在“家”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首先,猪是人类最早训养的家畜之一。畜牧业起源于原始狩猎时“拘兽以为畜”(《淮南子·本经》),家猪就是由野猪经过漫长拘养、驯化而来。我国西安半坡、河南新郑裴李岗、浙江余姚河姆渡等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都出土了距今六、七千年前的家猪骨骼。广西桂林甄皮岩墓葬更是出土了距今逾九千年的家猪牙齿和颌骨。可见,我国在很早之前就已将野猪驯养为家猪,中国家猪的饲养已有近万年历史了。其次,猪是杂食动物,饲料容易解决。尤其是它多胎高产、繁殖迅速,而且生长、发育快,易长膘,是很适宜家养的肉用家畜。因为先人们在家里养了猪,再不用四处狩猎,也可以满足自己的肉食需求,从而有了一个安定的家。养猪成为先人们家中天经地义的大事情,故古人创造“家”这个字时,首先想到、必然配上在他们心目中至关重要的“豕”字,也就不足为奇了!

  猪粮安天下

  对于“猪粮安天下”民谚,我开始认为“猪”与“粮”的排位很值得商榷。那到底是应该把“猪”排在首位,还是把“粮”排在首位呢?究其因由,首先是猪肉不仅自古就是我国黎民百姓的主要肉食和生活消费必需品,而且其消费数量长期高占人们肉类消费总量的百分之六十以上,近年来其它畜禽肉类占比虽微有提高,但猪肉的餐桌主导地位仍然难以撼动丝毫。再是自古以来,猪是农民除了种地之外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另外,也是尤为重要的,那就是“猪是农家宝,肥是庄稼粮”,在漫长的农耕社会的历史中,肥料是扼制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的关键因素之一。虽然所有家畜的粪尿都可作为肥料用,但数量很少,唯有一头猪的粪尿,足可使所垫的稻草熟腐发酵成为一亩地所需的优质农家肥料。清代聊斋先生蒲松龄在所著的《养蚕经》就曾精辟地指出:“棚中猪多,囷中米多,养猪乃种田之要务”。

  当然,历史总有例外,养猪也曾如此。明正德十四年(1519)十二月,荒淫怪诞的无道昏君朱厚照,因“猪”与他的皇姓之“朱”同音,他恰好又出生于猪年,遂把民间寻常的养猪、杀猪视为对他的大逆不道,遂下旨一律禁止养猪,违者充军。于是远近尽杀,减价贱售,小猪埋弃,造成了我国养猪史上的唯一一大浩劫。"禁猪令"发布后,百姓怨心载道。正德十五年(1520)二月,内阁大学士杨廷和上《请免禁杀猪疏》,从崇尚科学和关心民生的大局出发,逐条驳斥了禁猪理由,并建议重新颁诏天下,废止禁猪令,让百姓安于生计。又值礼部奏说国家祭典要用“三牲”,如今没有了猪,无法按常例进行,请求更旨。迫于各方面的压力,朱厚照不得不悄悄取消禁令。一场延续三个月的禁猪闹剧宣告结束,这也证明任何艰险都阻止不了劳动人民养猪的传统。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大跃进时期,化肥仍然奇缺且昂贵,解决农业大跃进所需肥料的重担同意落在了猪的身上,从而使猪的身价倍增。特别是1959年10月31日,伟大领袖在《人民日报》发出《关于发展养猪业的一封信》,认为:栏肥“这是有机化学肥料,比无机化学肥料优胜十倍。一头猪就是一个小型有机肥工厂”,并提出"一亩地一口猪",亲自号召农民多养猪。与此同时,决定把《三字经》所排列的’六畜”顺序——“马牛羊,鸡犬豕”推翻,在各种媒体上正式将猪列为"六畜之首"。可见,自古的“安天下”之策,将’猪”排在“粮”的前面,不是没有道理的。

  到了当代,化肥大量生产和使用,使猪生产肥料的功能失去了实用价值。但是从国内情况看,猪肉的刚性需求和餐桌的主导地位仍没有改变;再是生猪养殖业产值占我国畜牧业总产值比重高达百分之四十七,在我国畜牧业和农业生产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三是猪肉价格占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比重的3%,猪肉价格的波动不但直接影响着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以及消费情况,而且直接影响着中国宏观经济的波动和宏观调控政策走向。可见,生猪产业的发展关系到我国食物安全、社会稳定和国民经济协调发展。另外从国际上看,数十年来我国生猪饲养量和猪肉消费量均约占世界总量的一半,居世界第一,在世界生猪产业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可见“猪粮安天下”的战略定位仍然没有改变,“猪粮安天下”的古谚仍然有一定道理。

  童年猪事

  “猪是家中宝,粪为地里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猪生产的栏肥,自古以来是农田的当家肥料,是粮食的根基;而养猪的收益,曾经长期是我们农民家庭经济收入的命脉,就像铁路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一样。没有猪,不要说穿衣戴帽、读书上学,就是烧菜用盐也解决不了。猪的饲养与平民百姓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故买猪、养猪、杀猪都有一些避讳和习俗。例如农家去买小猪前,都要先请先生拣日子,尤其是破日和受死日绝对不能去买小猪,否则猪养不成。猪出栏和过年都要祭拜“猪栏菩萨”,祈求六畜兴旺。买好小猪后,卖主要送一捏垫猪栏用的稻杠,以示小猪会象娘家一样快长快大。两家人去买小猪不能拼担,而要各自用泥土拼担挑回来,但忌用石头,因为泥土会化,猪才能快大。“亥日”就是“猪日”,故“亥不杀猪”习俗不能违……,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旧时缙云人养猪,向养黑色毛猪,后来养缙云优良品种“小溪乌”和“壶镇花猪”。特别是“小溪乌”具有体大、皮细、脚小、肉质肥美、适宜制作“金华火腿”的优势,更受农户欢迎。大约1970年代初,纯白的“洋猪”才开始在缙云饲养。当时小溪的“豴倪”市场很兴旺,我们靖岳人都是翻越大岭、小岭到小溪市去“捏豴倪”。听我爸爸说,“捏豴倪”也要讲策略。老手到达市场一般不急着买,而是边走边看,比较一下哪窝小猪毛色好,更健壮,肚子更圆滚……,这窝猪一定胃口好、长大快。如果没人争买的情况下,就拖延时间,等小猪排泄后再买,这样可以减轻重量,降低购买成本……。

  那时的农村,家家户户都养猪,有的还不止一头。但在农村集体化、公社化时期,特别是杂交水稻没有发明、推广之前,人都吃不饱,猪更没有精饲料吃,除了喂养草子(紫云英)、番薯藤、黄菜叶、米糠、麦麸和剩饭剩菜以及洗碗水外,大量的要靠野生猪草补充,故拔猪草是我们童年时放学后的一项重要事务。我们每天挎着菜蓝,满山满垅去寻找猪草,因为天天都有那么多人去拔,猪草生长也来不及啊!所以,有时要拔到很晚才回家。猪草拿回家,母亲用刀切碎后放大锅烧熟,倒进猪槽里,看见猪儿们一哄而上,抢着“呱、呱、呱”大吃,我的心里就会感到无比的欣慰,因为我们帮大人干了活,为家做了事。

  1970年代,除公社有兽医员外,还培训了一大批大队兽医员,专门负责给农家的猪打疫苗,我哥哥就是大队兽医员之一。但有时候虽然给猪打了防疫针,但还是有猪患猪瘟、猪丹毒而死亡。记得有一年秋天,我家养了两头五六个月的白猪,都60多斤重了,却得了猪丹毒死了。父母亲心痛如绞,至今历历在目。

  那时候,我们家里养的猪有两种出售渠道。一是将生猪卖送食品公司,民间俗称“杠猪”。再一种就是请摆肉摊的玉坤伯或官奎叔来家杀猪,白肉上店。

  那个年代,粮食紧缺,疫病严重,所以生猪的存栏不多,出栏就更少。因此,农户向国家出售生猪是一项政治任务,具有指令性计划,当然也采取一些诸如补贴化肥票、饲料票、食油票、糖霜票、布票之类的经济措施,叫做“奖售”。同时,那些没有完成国家生猪出售任务的大队、生产队,就要扣减甚至不予分配下年底国家统配的肥料、定销粮等事关百姓生产、生活的物资。据说,有的地方对没有完成上交生猪任务的生产队,还有过年过节不准杀猪的强制规定呢!

  “杠猪”就是把生猪卖给国家,以完成国家任务。扛猪首先要把猪的前后腿用麻索紧紧地捆绑起来,然后在四脚之间穿插一根门扛或担冲,把猪四脚朝天抬到收购点去卖。我们靖岳还好,在二、七为集市的逢七市日,县食品公司就会到关老爷殿来收购生猪。东方畈内其他村的农户,就要走几里甚至十几里路,把猪扛到靖岳来卖,有时还要排半天队。人吃苦、猪受罪尚在其次,老百姓更为抱怨的是在出售前,多给猪吃些诸如菜叶玉米糊、大麦粉糊、再充之蕃莳丝之类好饲料,好长秤,但这一路走下来,全被消化排泄了……。

  那时县食品公司管收购的人都很牛,你辛辛苦苦喂大的猪,他说你几等就是几等,而且每等的价钱都相差很多。来靖岳收猪的是食品公司的老郑,长坑村人,高高的个子,红红的脸庞,非常神气。人们见到他都笑脸相迎,忙着敬烟奉茶,谁家如果能够把他请到家里喝酒吃饭,那简直就是天大的荣幸。因为猪是农户经济收入的命脉,而每头猪等级就凭他一双眼睛和一把剪刀,一剪下去就决定了你家当年养猪收入高低,谁还敢轻慢他啊!其实那时不管你家的猪有多肥胖,定给你一个二等,那就算凤毛麟角了,最常见的都是三等,甚至等外,一头猪算下来也就卖个百元左右,但这在当时、就一个家庭而言,绝对是个大收入了,“工作同志”月工资也仅二三十元而已。

  食品公司收购的猪,由我们靖一村有手拉车的人按顺序轮流,在第二天凌晨送到县城猪场。那时村里有独轮车的农户也不多,我们家的独轮车还是从姐夫家借来的。双轮车更是稀少,好像全村只有访倪家才有一辆。200斤以下的猪由独轮车拉,每辆拉两个;200斤以上的猪由双轮车拉,每辆拉一个,每辆车的运费各为2元钱。生产队一个工只有一二角钱,所以轮到拉猪,可是一次难得的发财机会。母亲会早早起床给我焖了饭,还?了一个平时难得一尝的菜干卵,给我下饭。30多里路,拉到县里已经是肚子咕咕叫了。我们到铁桥头国营饭店化9分钱买半斤米饭,化5分钱买一碗青菜豆腐,美美吃了一餐,然后慌急两忙,赶回生产队挣工分。除去吃饭留下的1.86元拉猪钱,还要交给生产队1元,记10分工,最后只有0.86元交给母亲贴补家用,母亲还是非常高兴。

  “白肉上店”一般都是在农历十二月,请杀猪老师到家杀年猪。我1976年正月去当兵,那时还是人吃不饱,猪更是长不大,辛辛苦苦养它十廿个月,还不够“任务猪”(毛猪120斤)标准。所以,家中有年猪可杀,至少老老少少能见点油腥,是人们多么期盼的好事啊!年猪宰杀在腊月之初就陆续开始,因为一般农户除了猪头和几刀红头肉自留过年用外,猪肉的主体要卖给卖肉人,所得的收入就是家中一年的花费所在。而那时普遍贫穷,百姓购买能力很弱,只有早早安排宰杀,才能把猪肉顺利出售。为了猪肉早上赶鲜上市,杀年猪一般都在当日凌晨进行。猪的嚎叫声和母亲“转世做人去哦!转世做人去哦……!”的呼叫声把我吵醒,我连忙起床,从门缝朝外看去,原来母亲一边叫喊,一边还烧着香纸呢。“要吃飯勤田头;要吃肉敬栏头”,故在杀猪后,必须用猪肉、猪血等祭祀“猪栏菩萨”,以感谢他的庇佑,祈求下次养猪“日重千斤,夜重万两”……。猪头、猪尾和留下来的肉先用盐腌制几天,然后挂在通风处风干,以备过年时用。旧时,杀年猪后要请临近最好的亲友吃肉,俗称“散猪案”。又要在当天点心以猪血、猪小肠等烧制“番莳粉羹”,每家一碗分送邻居,平时要好者,加入两片薄薄的猪肝,以示亲近。俗语云:“猪心肺、大肚肠,忖忖娘”,故杀年猪后,一般都把猪心肺和大肚肠孝敬给丈母娘。

  缙云生猪饲养史看,生猪饲养量年之最是1973年,饲养量达24.58万头,当时全县84516户343145人,户均2.9头,人均0.72头。1978年杂交水稻推广,1880年代初又耕地承包到户,饲料充裕,市场开放,肉价上升,生猪饲养量基本稳定在23万头左右。到1992年,饲养量还有22.41万头……。真是斗转星移,世事沧桑,据国家统计局浙江调查总队缙云队2015年9月对缙云县15个行政村调查,生猪散养存栏数仅有119头。随着“三改一拆”和“五水共治”工作的推进,如今的缙云农村,几乎没有一家一户养猪,但不得不使人感叹的是:“唯闻桌上猪肉香,不晓何人把猪养”!

编辑:徐学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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